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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論廣智書局的日本史書譯介活動

        作 者 趙少峰 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 20世紀初年,東走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在上海投資創辦了廣智書局。該書局成為康梁向國內傳播其政治理想的思想陣地,它重視歷史類、政治類圖書的譯介,力圖通過圖書出版幫助國內知識分子建立對世界局勢和中國形勢的新理解,吸納被邊緣化的精英群體。}

        20世紀初年的上海出版業,除了商務印書館外,廣智書局是較有影響的出版機構。當年,《國民日日報》、《中國白話報》等報刊上不斷刊出“文明紹介”欄目,所介紹的圖書大多由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廣智書局等出版機構出版。廣智書局創辦于1902年,在其存在的十余年時間里,出版各類圖書400余種,其中歷史類圖書77種,譯自國外的歷史類圖書64種。

        一 

        上海作為近代不平等條約中第一批開放的通商口岸,風氣較為開放,交通便利,自然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樞紐。出版機構負責人也認為,只有在上海,圖書才能有更好的銷路,“各處的購書者,都到上海來選取,各處的書商,都到上海來批發”。 “上海者,中國文明之藪,翻譯局遍設,書肆滿衢,皆可以輸入文明者也。然非印書局不為功,上海最大之印書局為商務印書館,而廣智、而華洋、而鑄古,以及其他大小印書局,蓋不以枚舉。”

        1902年初,廣智書局選擇在上海創辦,書局對外公開的老板是馮鏡如。然而,書局幕后主持人是康有為、梁啟超。康、梁與馮鏡如結識于戊戌政變后。戊戌變法失敗,康、梁東走日本,在橫濱結識了香港商人馮鏡如、馮紫珊兄弟。《清議報》就是在馮氏兄弟的資助下發行的。此時康、梁尚受到清政府的通緝,康、梁看重馮鏡如的香港身份,以馮氏名義作為出版發行人,必定會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

        康、梁等人創辦廣智書局并不是一時性起,而是有了很長時間的籌劃,并進行過實踐。1897年大同譯書局創辦,可以說是康、梁出版思想的一次實踐,但是大同譯書局僅存在年余就被查禁了。康有為、梁啟超身在日本,卻十分關注國內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影響國內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康、梁創辦出版機構,譯介圖書的重心所在。梁啟超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就是例證。廣智書局設立在國內,主要出于以下方面的考慮。其一,宣傳政見,占領輿論;其二,設立書局便于自著圖書出版;其三,國內設立書局能夠盈利。康有為認為,“八股新變,考試皆取外國之學,以數百萬之童生,數十萬之秀才所用,故新書大銷爭售。外國土地、宮室、人物影相亦爭售,四川、云南、甘肅之僻地,價皆數倍,觀今廣智書局晝夜趕印不及可見。”廣智書局1903年前后發行的出版物印證了這一點。

        廣智書局初期運行經費主要由梁啟超通過募股的形式籌得。《梁啟超年譜長編》中有言:“壬寅春間在上海開設廣智書局,經理為梁蔭南,總經理為黃慧之,駐橫濱總管全局出納,十年攜款至滬開辦,不過六萬元。”然而,廣智書局的管理架構甚為復雜。最初,梁蔭南不懂書局管理,在1902年、1903年連年虧損,書局不得已,在1903年夏改由梁啟超的弟子何擎一負責。管理財務的黃慧之又涉嫌貪污,把書局推向了崩潰邊緣,直到1904年初,書局方解決此問題。

        廣智書局步入正軌,不僅在上海有總局,在北京、南昌等地設有分店。當然書局運行之中也存在不少問題。書局經歷管理不善、貪污等事件后,徐勤向康有為提出建議,“凡辦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須同門乃可”。這導致后來廣智書局的著者、譯者中多為康氏門人。圖書印刷不及時也是書局發展的障礙。書局最初擬定的出版方案并沒有得到落實,康有為撰著的《物質救國論》也延期至1908年方才出版,康有為也因此大為光火。由于廣智書局出版計劃執行不力,書局管理者經營不善,盈利收入支出繁雜等因,導致書局運行漸入窘境。1909年以后,廣智書局的圖書出版在社會上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以至于在1911年統計的出版機構名錄里面,竟然找不到廣智書局的名字。1915年,廣智書局被其它書局收購。

        二 

        19世紀中后期,西方傳教士在華出版機構紛紛設立,它們以歐洲出版的著作為藍本進行翻譯,而廣智書局以日本出版的圖書為藍本進行翻譯。廣智書局譯介日本的圖書與中外社會形勢的變化有緊密的聯系。廣智書局在《日本維新三十年史》中寫道:“日本近日進步之速,一日千里,故十年間變更之現象,比諸前代百年千年,尚或過之。然則據黃書以求日本今日之國情,無異據明史以語中國今日之時局也。且甲國人言乙國人之事,必不能如乙國人自言之詳確也。”由此,我們大體可以概括出從日本譯介圖書的緣由。從現存的史料來看,廣智書局在成立之時曾經制定了宏大的出版計劃。在《清議報》第一百冊里,梁啟超進行了廣告宣傳,并列出了書單,包括“已譯待印書目”、“編譯中學教科書”、“廣智書局小叢書”等。廣智書局出版的圖書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哲學、法律、醫學、社會、軍事、教育等門類,同時還有歷史、地理、物理、化學、數學、德育、體育等學科的教科書。初步統計,廣智書局出版圖書達400余種,平均每年出書近三十種。在書局最初成立的1902年、1903年,兩年共出版圖書160余種,占廣智書局出版物總數的41%。自1904年至1909年的六年時間中,廣智書局出版圖書185種,占出版圖書總數的45%。1910年至1915年,書局出版圖書數量僅占總出版物的12%左右。

        廣智書局出版的圖書具有以下特點:第一,重視政治類、史地類圖書的譯介,重視實學圖書出版。廣智書局政治類圖書占總圖書種類的六分之一強,史地類圖書占到總圖書種類的三分之一多。這種譯書主張與《西學書目表》、《大同譯書局敘例》所言具有一致性。第二,譯介圖書“以東文為主,輔以西文”。在廣智書局的所有出版物中,譯自外國圖書194種,占總出版物數量的一半左右。而在譯介的外國著作中,譯自日本學者的作品又占據了多數。僅有極少數作品譯自或者轉譯自美、英、法等國學者的著作。這與當時在華的外國出版機構譯介圖書對象有極大差異。第三,出版的中國學者著作中以康、梁作品為主,譯介作品的承擔者多為中國留日學生。廣智書局共出版梁啟超自著圖書26種,翻譯著作6種;出版康有為著作11種,主編期刊1種。擔任外文圖書翻譯的譯手主要有趙必振、麥孟華、麥仲華、麥鼎華、梁啟超、周逵、羅伯雅、陳鵬、羅普等人。第四,出版圖書種類繁多,圖書出版沒有系統規劃。從統計出的廣智書局書目可知,書局翻譯的圖書包羅萬象,涉及了當下學科分類中的所有學科。出版圖書繁雜,導致出版物沒有系統性。這在一定程度上緣于廣智書局對利潤的追求。

        書局在最初成立的幾年中,在上海書場頗有影響。但是,書局將盈利作為一個重要目標,使其逐漸喪失了特色與地位。廣智書局最初看好了科場考試的圖書需求,譯介之書成為科場士子的寵兒。廣智書局的歷史、地理、政治類圖書經常出現“趕印不及”的現象,一書年內再版并不稀奇。清政府廢除科舉考試之后,學堂大興,教科書又成為廣智書局的出版對象。然而,廣智書局沒能夠成為學部審定的教科書出版機構,所出版圖書積壓甚多。

        三 

        20世紀初年,“歷史類”圖書銷售最為可觀,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史皆事實,故譯筆率皆暢達,便于省覽”;二是“此次科場,皆問各國政事,故不得不略求其端緒”。除此以外,中國傳統文化中“經”、“史”占據了重要內容,“經”屬于上層建筑層面,“史”屬于實學層面。以史為鑒,發揮史學的求真致用的功能是歷代學者、知識階層追求的目標。據統計,廣智書局共出版歷史類圖書77種。其中,國人自著13種,譯介國外著作64種。廣智書局譯介歷史類圖書名單不再贅述。廣智書局譯介歷史類圖書的主要特點體現在:

        第一,出版亡國史、大國衰亡史,以及國別發達史、名人傳,挽救民族危機,達到以史為鑒的目的。20世紀初年,中國再次遭受西方列強群體式掠奪,中華民族岌岌可危,有志之士無不摩拳擦掌。廣智書局出版的《史學小叢書》對亡國史、大國衰落史、獨立史、名人傳異常關注,出版了《猶太史》、《埃及史》、《意大利獨立史》、《希臘獨立史》、《德相卑斯麥傳》、《伊藤博文》等著作,意在彰顯民族氣節,表彰優秀人物、愛國志士在民族崛起中的貢獻。

        第二,出版世界發展史,關注當代世界發展新趨勢。書局譯介了一批當代史、外交史著作,如《歐洲十九世紀史》、《十九世紀大勢略論》、《十九世紀大勢變遷通論》、《今世歐洲外交史》、《現今中俄大勢論》等,特別關注世界的發展動向和各國之間的外交策略。

        第三,重視文明史著作以及政治、商業、經濟、法律等專史的譯介。田口卯吉是19世紀后半期日本文明史學的代表人物,他以近代西方史學觀念來撰寫《中國文明小史》。《中國文明小史》內容不局限于政治和戰爭,而擴展到宗教、哲學、風俗、禮節、建筑、文學等領域,給當時中國史學界帶來了一片清新的空氣。文明史書寫方式改變了以往史書撰寫方式,內容更加豐富,對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思潮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樣,在文明史的影響下,各種專史研究和論述也逐漸豐富起來,憲法史、政黨史、制度史、外交史、商業史、財政史等各種專史書籍不斷出現。

        第四,出版歷史教科書,適應了社會需求。戊戌變法期間以及之后,特別是清末頒布“壬寅學制”、“癸卯學制”以后,全國各地大興辦學堂,注重歷史教育,特別是重視外國歷史教育,以資借鑒。廣智書局出版自著、譯介教科書近五十種,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求。在歷史教科書方面,譯介出版的《泰西史教科書》、《支那史要》、《中學西洋歷史教科書》等歷史教科書,盡管沒有通過學部審定成為官方教材,但同樣受到了各學堂的歡迎。

        四 

        盡管廣智書局圖書出版具有一定“功利性”,但是書局歷史類出版物的潛在影響深遠。圖書翻譯者對中國社會問題的“關照”表現尤為突出。譯者在《中國財政紀略序》中寫道:“中國百務失政,腐敗不堪。今日欲銳意整理,昌言改革,誠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當局所最棘手者,尤莫如財權盡失一事”,“財權既失,則外制于人,內窮于己”。譯者翻譯《中國財政紀略》是為了“有心者”能從中得到財政管理的借鑒。廣智書局譯介歷史類圖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其一,書局譯介的歷史類圖書采用新的史書編纂體裁和體例,推動了“新史學”思潮的發展。日本式的文明史編輯形式對近現代中國的史書撰寫尤其是自編歷史教科書撰寫,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世界史將中國納入“普遍歷史”(Universal History)的架構中認識,對于國人認同西方列強的發展進程,認識世界形勢的新變化,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專門史”著作的譯介,不僅改變了史家對“中國之過去”的認識角度,而且影響了中國的歷史書寫模式。

        其二,國人對本國發展情形,西方國家的侵略行為有深入的了解和認識。《東亞將來大勢論》、《東亞各港口岸志》等史書,主要論述了中國當時的發展狀況、中國在東亞的地位,以及列強對中國關注的目的及動向。《十九世紀大勢通論》認為,有形之戰爭已經稍息,“無形之戰爭必日起而日烈,殺人如草,流血無聲,而國家之興廢存亡,必與其工商業之興衰而決之。”處于世紀之交的新式知識分子讀之,又怎能對國家民族之危亡熟視無睹呢。

        其三,書局所譯介的外國史書在中國的社會運動、史學思潮、學校教育、思想變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影響。這些史書的原著者均為外國人,日本學者居多,他們不可能站在中國社會立場之上思考問題,甚至在行文中使用污蔑性的語言,但是,這些出版物在中國語境中的確發揮了資鑒的效應,譯介的史書契合了“救亡”的時代主題,符合社會的需求。

        其四,廣智書局譯介的史著在樹立國人世界觀念,增強“國家”、“民族”、“社會”等政治觀念方面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譯著行文中“國民”、“國家”、“社會”、“實業”、“財政”、“外交”等詞語隨處可見。在進化史觀的指導下,譯著突出社會發展大勢,讀者能夠重建歷史事實“互為因果,連綿總續”的關系。譯介的日本史著受到一些中國學者的好評,“日人新編,較為扼要,且多新識”。

        五 

        清末民初,中國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思想、社會危機,“中國進入世界”和“世界進入中國”一樣都不可避免,作為民營出版的廣智書局與社會形勢變化緊密相連。從社會影響而言,廣智書局譯介的圖書,促進了新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他們通過閱讀最新歷史類、政法類等圖書,對世界發展的不均衡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對非歐美地區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烈的認同,對政治和政治參與產生了新的理解。中國社會精英再次思考應對社會變化的策略。從史學演進角度而言,廣智書局譯介的歷史類圖書為“新史學”思潮的深入開展起到了推動和延續作用。新的史書體裁、體例,新的史書撰寫風格,為“新史學”的“立”奠定了基礎。《支那史要》、《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等書在極短暫的時間之內多次再版,顯示了社會的迫切需求,彰顯了出版人的學識和時代責任感。

        此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史東漸與中國史學演進” (14FZS034)階段性成果,原刊于《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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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李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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